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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中旬以来，一种不明原因新型肺炎开始传播，2020年2月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将这种不明原因新型肺炎暂命名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2020年2月11日WHO 将该病命名为COVID-19，全称是2019 冠状病毒病[1]。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造成全球的传染病流行是一次突然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不仅对人们的身体生理健康造成严重威胁，还给广大群众带来强烈的心理冲击，造成相对应的心理行为问题，目前，抗击疫情的医生及护士等医务人员的心理状况研究已有多篇文献报道[2-4]，但尚无关注门诊就诊患者的心理状况的研究。本研究通过对北京市垂杨柳医院呼吸科门诊就诊患者在面对重大突发疫情时的焦虑抑郁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从而了解呼吸科门诊就诊患者在面对重大疫情时的心理现状，并分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呼吸科门诊焦虑抑郁患者的影响因素，探讨改善呼吸科门诊就诊患者焦虑和抑郁水平、心理应激状况及身心健康的方法，从而为在突发重大疫情中的门诊就诊患者的心理培训提供科学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采用简单随机抽样法，于2020年1～3月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对北京市垂杨柳医院呼吸科门诊210 名就诊患者进行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200份，问卷有效率为95.2%。

1.2 观察指标及评价标准

1.2.1 基本情况调查表自制一般资料调查表，包括年龄、性别、学历、职业、婚姻状况、是否医保及疫情期间外出情况等。

1.2.2 焦虑自评量表（Self-rating Anxiety Scale，SAS）[5]该量表由William W K Zung 于1971年编制，是一种简单方便的分析主观焦虑感觉的量表，能够反映出焦虑患者的主观感受，对具有焦虑症状的成年人广泛适用。SAS 采用4 级评分，分别包括20 个项目，各个项目得分相加为总粗分，总粗分乘以1.25 以后取整数部分就得到标准SAS 评分。正常状态：SAS标准分在50 分以下；轻度焦虑：50～59 分；中度焦虑：60～69 分；重度焦虑：70 分及以上[6]。

1.2.3 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7]该量表由William W K Zung 于1965年编制，是一种简单方便的分析主观抑郁感觉的量表，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出抑郁患者的主观感受及其在治疗中的变化。SDS 采用4 级评分，共20 个条目，各个项目得分相加为总粗分，总粗分乘以1.25 以后取整数部分就得到标准SDS 评分。正常状态：SDS 标准分在53 分以下；轻度抑郁：53～62 分；中度抑郁：63～72 分；重度抑郁：73 分及以上[8]。

1.3 统计学方法

统计分析应用SSPS 19.0 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s）表示，组间的比较采用t 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 检验。以是否发生焦虑、抑郁为因变量，以各项暴露因素（性别、年龄、婚姻、付费方式、工作情况、收入情况、睡眠障碍及全身疾病情况）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分析，针对上述有差异的因素进一步使用Logistic 回归分析确定其是否为发生焦虑、抑郁的独立危险因素。以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基本资料及焦虑抑郁发生情况

已经完成调查的200 例门诊就诊患者中，男104 例（52.0%），女96 例（48.0%）；平均年龄（38.06±13.04）岁；高中以下学历者82 例（41.0%），高中及以上学历者118 例（59.0%）；已婚123 例（61.5%），未婚77例（38.5%）；自费68 例（34.0%），非自费132 例（66.0%）；工作情况：外出61 例（30.5%），居家139 例（69.5%）；月收入≥6000 者110 例（55.0%），月收入<6000 元90 例（45%）；合并全身疾病者111 例（56.0%），无全身疾病者89 例（44.0%）；合并睡眠障碍者91 例（46.0%），无睡眠障碍者109 例（54.0%）。北京市垂杨柳医院呼吸科门诊就诊患者SAS 评分（42.87±10.33）分，共检出存在焦虑症状患者52 例，焦虑症状检出率26.0%；SDS 评分（44.81±10.51）分，共检出存在抑郁症状者56 例，抑郁症状检出率为28.0%。

2.2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呼吸科门诊焦虑抑郁患者的单因素分析

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呼吸科门诊患者发生焦虑、抑郁的各项可能影响因素进行单因素分析后发现：付费方式、工作情况、睡眠障碍在发生焦虑和未发生焦虑患者中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付费方式、工作情况、收入情况在发生抑郁和未发生抑郁患者中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年龄、性别、婚姻、学历以及是否合并全身疾病5 项指标在发生焦虑、抑郁和未发生焦虑、抑郁患者之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表1）。

表1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呼吸科门诊患者发生焦虑抑郁的单因素分析

2.3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呼吸科门诊焦虑抑郁患者的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

将单因素分析中P<0.05 的因素纳入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中，结果显示：外出工作和自费是影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呼吸科门诊患者出现焦虑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表2）；而自费、月收入<6000 元是影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呼吸科门诊患者出现抑郁情绪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表3）。

表2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呼吸科门诊患者发生焦虑的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

表3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呼吸科门诊患者发生抑郁的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

3 讨论

3.1 疫情期间呼吸科门诊患者焦虑抑郁症状发生比例较高的原因

在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样的全球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现实生活中个体的工作和生活等各个方面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及冲击，从而表现出不同程度或形式的心理变化反应[9]。本研究观察到北京市垂杨柳医院呼吸科门诊就诊患者在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全国、全世界流行的重大疫情时，焦虑情绪升高，SAS 评分(42.87±10.33）分，高于全国常模焦虑[9]水平，焦虑症状检出率26.0%。新冠肺炎流行期间北京市垂杨柳医院呼吸科门诊就诊患者抑郁症状检出率也较高，其SDS 评分（44.81±10.51）分，抑郁症状检出率为28.0%。从上述结果推测北京市呼吸科门诊就诊患者存在焦虑和抑郁情绪，然而北京市并非新冠肺炎疫情高发区，在其他新冠肺炎高发省份可能呼吸科门患者患者焦虑抑郁情绪更加严重，这就提示应积极寻找发生此种情况的原因以及寻找影响因素。

分析导致疫情期间呼吸科门诊患者焦虑抑郁症状发生比例较高的原因可能有如下因素：首先，个体和群体的心理状态跟社会行动密切相关[10]，在新冠肺炎疫情复杂严峻的形势下，越来越多的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电视上、手机及网络上铺天盖地的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报道，当人处在压力环境中大脑会牵引出的相关情绪和身体反应，这种反应的出现加上隔离在家无事可做引起焦虑情绪加重。如果上述情绪长期持久的存在且超过了自己的应付能力，个体会逐渐出现情绪低落、活动能力减退、思维与认知功能迟缓等抑郁症状。其次，人类特有的共情功能让人们即使没有亲身经历危险，也能体验到同样的情绪与压力[11-12]。再次，呼吸科就诊的患者通常为呼吸道疾病，呼吸疾病常见的症状有咽痛、咳嗽及气短及低热等呼吸道症状，冬季也是流感及普通感冒的高发期，而疫情下过量消毒剂的应用亦可引起气道高敏反应或支气管痉挛的加重，症状表现为咳嗽及气短，以上这些呼吸科常见就诊主诉与新冠肺炎的表现有很多相同之处。患者因出现相同的呼吸道症状而担心自己患病，陷入担心、恐慌等情绪当中，从而加重焦虑。最后，焦虑障碍疾病本身在社区及临床中常见[13]，在综合医院门诊及住院患者中亦较为常见[14]，患病率也较高，而且并非仅以单一的心理障碍表现呈现在精神心理科医生的面前，而是以更复杂、更隐匿的表现，或者仅以躯体疾患的形式出现在门诊[15]。抑郁症的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纷繁复杂的，其中既有精神方面障碍,又有躯体功能的障碍，而心理障碍患者躯体化症状在门诊患者中发生率较高，躯体化症状程度越重伴随焦虑、抑郁越重[16]。而过度的担忧及身体上持续的压力等应激反应如果不能很好的应对或超越了自己的应付能力，个体会逐渐出现抑郁情绪[17]，导致抑郁症状检出率的增高。

3.2 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外出工作、自费、睡眠障碍与居家、非自费、无睡眠障碍的患者发生焦虑的占比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外出工作、自费、月收入<6000 元与居家、非自费、月收入≥6000元患者在发生抑郁患者的占比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分析造成此结果的原因可能是：①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其传播途径不明，传染性强，患者在疫情期间需外出去工作、执勤等等，接触大量人员，而社会上流动的人员包含着未知的患者和隐性感染者，这些都造成患者对自己可能患病出现更多的担忧，并且生病后有可能传染给家人，给患者造成了更大的压力。②自费及月收入低的患者可能因为担心如果感染新冠肺炎治疗费用花费巨大，担心费用等原因不能得到妥善治疗，并且通常自费患者没有固定工作，担心生病后没有经济来源在面对承担更大的经济压力而产生更多的担忧和顾虑，更容易出现焦虑抑郁情绪。③睡眠和情绪的调节共同受到神经递质多巴胺、乙酰胆碱、去甲肾上腺素及5 羟色胺等的调节作用，睡眠障碍可引起中枢神经系统调节机制紊乱时导致出现精神症状。

本研究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外出工作、自费是疫情期间呼吸科门诊患者发生焦虑的危险因素（P<0.05），而自费、月收入<6000 元是疫情期间呼吸科门诊患者发生抑郁的危险因素（P<0.05）；疫情期间外出工作出现焦虑情绪的风险是居家工作患者的2.439倍，分析原因可能与此次疫情传染性强，外出工作增加了感染新冠肺炎的几率造成这部分患者的担忧；疫情期间自费、月收入<6000 元的患者出现抑郁的危险因素是非自费、月收入≥6000 元的患者2.087、2.395 倍。自费及月收入低的患者一旦感染新冠肺炎，因本身经济收入低，并且医疗费用需要自己全部负担，因此产生更多的顾虑，并且自费患者经济负担较医保患者重，因而焦虑抑郁情绪更严重，这与张璐等[18-20]研究结果相似。

综上所述，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流行期间，呼吸科门诊就诊的患者出现较高的焦虑、抑郁情绪，需要及时采取心理干预措施。疫情期间需外出工作和自费患者焦虑风险增加，而自费、月收入<6000 元的患者抑郁风险增加，医务人员应多关注这部分患者的心理状态，及早识别并重视相关易感因素的评估。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未与其他科门诊就诊患者横向比较，且涉及患者数量偏少为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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